他们是荒野上的孤勇者：乱世中走出书斋，在考(2)

作为较早的高学历“海归”人才，在国内他们大多有着体面的工作和丰厚的收入，按说已是人生赢家，但他们还是选择了走出书斋，在大地上、旷野中去验证自己的所学所知，为国正名。然而，社会观念如故，田野考察依然面对巨大阻力。

“丝绸之路”的命名者、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曾把中国学者称为“斯文秀才”。在李希霍芬眼中，这一群体留着长指甲，出门离不开轿子，还一定要带着书童随时伺候。他认为，中国很难开展地质调查，因为“中国的文人性情懒惰，历来不愿意很快行动。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既为自己的贪心而烦恼，又不能把自己从关于礼节和体面的固有成见中解脱出来。按照他的观点，步行就是降低身份，从事地质行当在人们心中就是斯文扫地”。

一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39年梁思成测绘雅安高颐阙

为了缓解来自社会的阻力，梁思成不得不学着用“老派的上层社会方式与军官和地方官员打交道”。到各地考察时，他一面保持着“低调、礼貌而恭敬”的态度，一面又掏出印满各种头衔的名片，在言谈间若无其事地透露自己和某些政要名流交好，一步步周旋，当地人才终于对他刮目相看，为他的考察之路亮起绿灯。

这样的传统太过顽固，以致梁思成寻访云冈石窟时忍不住感叹，十几个世纪以来，民众忙着焚香膜拜，却对精美绝伦的造像熟视无睹，“在这讲究金石考古学术的中国里，云冈石窟真正的价值却并未有人注意及之”。就连甲骨学者董作宾主持殷墟第一次发掘时，也曾因挖到人类遗骸而自感冒犯了先人，匆忙重新掩埋起来，直到后来与李济相遇，他才知道人类遗骸同样蕴含着丰富的考古价值。

时任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就以为，所有考古发掘都是盗墓，为此，他义正词严地致电行政院、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要求立即停止考古发掘，还威胁说，倘若在古代，做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是要被凌迟处死的。李济当时就预感到，“从此考古工作恐将永无太平之日”，这种“新旧史学观点的冲突”很容易就会被政治化。不出他所料，纵然蔡元培率领学者严词反驳，行政院还是下令严禁发掘古墓，导致有的地区的考古发掘被迫延期。

田野考察之路异常艰险，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必须学着应对各种挑战。《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运用日记、回忆录等一手材料，还原出许多细节。“有时坐着骡车颠簸，有时赤脚在冰河中穿行，有时带着帐篷风餐露宿，能住进牛棚都值得庆幸。沿路可能找不到食物，饮水也是大问题，漂浮在水面上的微生物往往让他们望而却步。他们潜入过几十米深的地下，举着油灯，点着蜡烛，忍受无尽的孤独，往泥土堆积中寻找蛛丝马迹。他们遭遇过塌方，与炸药朝夕相处。他们时常攀爬数十米高的建筑，测绘，摄影，稍有不慎就可能从高空跌落。他们在深谷中迷过路，也曾险些闯入山中的瘟疫区。”

老百姓习惯地相信，所谓考古发掘就是搜罗宝物。李济、袁复礼离开西阴村后，车站检查人员如临大敌，怀疑他们盗取了珍贵的文物。不料，一箱一箱查验，居然全都是些碎陶片。检查员当然理解不了，世上会有人千里迢迢地把几十箱碎陶片运回北京。抗战期间，史语所迁到李庄，当地的乡绅一度以为，这些学者是以吃人为生的，因为他们的行李中塞满了古人的遗骸。

《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书中的一段话值得品味：“他们并未将罪责完全归咎于时代，没有因外力干扰而忘记本分，他们在荒野之中，于书斋内外，上下求索，努力恪守精神的尊严。其实，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以自己的名字开创新的纪元。”

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魁阁”……这些民国时期的学术机构有的名声赫赫，有的只在圈内闻名，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会聚了一批走出书斋的学者，致力于开展田野考察。

人们津津乐道的是，这些学者创造了无数个“第一”。李济、袁复礼主持的西阴村遗址发掘是中国人独立进行的第一次科学的考古发掘。丁文江的《调查正太铁路附近地质矿物报告书》是中国第一份矿产资源调查和田野考察报告。翁文灏的《地质学讲义》是中国第一本地质学讲义，《中国地质约测图》是中国第一张着色全国地质图，《中国地震分布图》是中国第一幅地震区域分布图。谢家荣的《甘肃玉门石油报告》是中国第一部石油调查报告，《石油》是中国第一部石油研究专著。杨钟健的《中国北方之啮齿类化石》是中国第一部古脊椎动物学专著，《许氏禄丰龙》是中国第一部恐龙研究专著。梁思成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是中国第一篇古建筑调查报告。《古物保存法》是中国第一部正式颁布的文物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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