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荒野上的孤勇者：乱世中走出书斋，在考

文｜长庚

生死考验更是不断缠绕着他们。袁复礼在新疆的冰雪中发掘恐龙化石，冻伤了脚，挨到发掘结束回到乌鲁木齐才得以动手术，休养了三个月才痊愈；梁思永抱病发掘殷墟，罹患重病，卧床长达两年之久；翁文灏到浙江考察石油，遭遇车祸，九死一生；二十八岁的吴希曾在湘西勘探煤矿，也遇车祸，却未能醒来；丁文江在湖南勘察煤矿，煤气中毒，不幸罹难；年轻的赵亚曾在云南，许德佑、陈康、马以思在贵州均被土匪枪杀；傅徽第则在赣南被日军杀害……

无数个“第一”

那段时间，很多学者会像傅斯年一样常常自问：“书生何以报国？”然而事实证明，他们虽然没有上阵杀敌，却在深谷中劈出一线光明。内忧外患，国土沦丧之际，他们取得的学术成就甚至被视为民族最后一丝尊严所在。

书生何以报国

张泉 著

甚至连当时的政府对地质发掘和考古发掘的态度也很微妙。当地质学家致力于勘探煤矿、金属、石油，为实业助力时，政府是大力倡导、支持，而一旦科学家被地下的出土物吸引，开始发掘文物、古生物化石乃至古人类遗骸，政客的态度就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认为，李希霍芬的评价或许存在偏见，却无疑揭示出某些真相：千百年来，中国的读书人始终对体力劳动心存芥蒂，他们寒窗苦读，就是为了逃离田野，登上庙堂。即便进入民国以后，“赛先生”的名字即将在年轻人中间风靡，依然很少有人愿意学习考古学、地质学等专业。毕竟，田野考察需要风餐露宿，日晒雨淋，看起来不像个体面的职业；何况，那些冗长的术语、近乎离奇的发现与解释，听起来都匪夷所思，与人们熟知的“四书五经”格格不入。

真正的改变是从首批接受西方现代教育的这一代学者开始的。民国时期的地质调查所等机构会聚了一批有知识、能吃苦的年轻学者，形成了相对稳固的学术共同体。从1910年代到1940年代，这批人走出书斋，从“北伐”到“中原大战”，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致力于动植物、矿产、考古发掘、民族学等领域的调查与研究，并取得了不菲的成就。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

最让人动容的，则是他们在战争中也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

1927年，李济前往陕西考察，由于北伐战争，他不得不绕道半个中国，先北上大连，再坐船南下上海，然后转汉口，再从汉口取道北上。同年，地质调查所开始大规模发掘周口店，附近时常炮声隆隆。有时会有士兵突然出现，占用他们发掘出来的洞穴，试验手榴弹。甘肃军阀误把西北科学考察团携带的氢气管当作炮筒，误以为他们是张作霖的军队，随即扣押了科考团的学者。1933年，梁思成前往正定调查古建筑，却发现火车上全都是军人。滦东战事困扰着整个行程，他担心北平遭到轰炸，不得不压缩原定计划，随时准备返程。

他们发现了“北京人”头骨、“山顶洞人”头骨、龙山文化黑陶，还有丰富的殷商甲骨、大批殷墟文物、殷商故都，以及唐、宋、辽、金、元、明、清建筑，提出了“燕山运动”“三门系”“三叠层”“贞人说”“夷夏东西说”等理论。中国第一座地震台“鹫峰地震台”、第一个油田“玉门油田”、第一条独立发掘并装架的恐龙化石“许氏禄丰龙”，同样由他们全力促成。

来自社会的阻力

创造这些第一的人，自身也是“第一人”“之父”“鼻祖”。比如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翁文灏、第一位人类学博士李济、第一位考古学硕士梁思永、最早的商业管理硕士曹云祥，还有“汉语语言学之父”赵元任、“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中国恐龙之父”杨钟健等等。这些人与准求“乾嘉考据”的前辈学者最大的不同是，虽然他们大多是诵读“四书五经”长大，但是后来到海外接受了现代学术训练，崇尚科学精神和实证精神。

《荒野上的大师： 中国考古百年纪》

残酷的抗日战争更是让整个华北容不下一张书桌，他们只能匆匆踏上南迁之路，不幸的是，多年来各自收集的珍稀书籍、资料、记录的笔记乃至书稿，却大多在离乱中散佚。实际上，并非所有文物都像人们熟知的故宫南迁文物那样幸运。“北京人”头骨化石在秘密运往美国途中不知所踪；中国营造学社存放在天津麦加利银行地下金库里的底片，基本毁于洪水，只有一批测绘图稿和胶片经过小心的整理、晾晒，勉强得以保全；袁复礼在西北考祭时收集的十七箱标本全部遗失，他的《蒙新考查五年记》的新疆部分也被弄丢了；史语所在安上村曹王墓发掘的出土物在济南被毁，考察报告在香港被烧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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